本件西周玉戈乃是角落博物館2025年冬季南北聯展的最高估值物件(逾台幣600萬)。持藏者楊承亮博士特地針對這罕見的織布紋沁，撰寫了一篇短論文，以饗鑑藏先進及同好：   西周 絲綢沁紋玉戈 長18公分 寬3.4公分 厚0.2公分 A Jade Ceremonial Blade, Ge, with Silk Impression Western Zhou Dynasty L18cm W3.4cm T0.2cm 撰文者：楊承亮 （前國防管理學院副院長 少將/博士）逾三十年的古玉鑑藏研究資歷 器物形制與高古跡象：白化、絲綢沁紋及考古比對 本件作品，青玉，玉質細膩，打磨精細，色澤古舊包漿。「援」(戈的前半部)修長平直，中間無脊，上下兩邊各斜磨出雙面刃，並形成兩條邊脊。前鋒尖銳，上鋒斜直，下鋒微曲略有弧度。「內」(戈的後半部)短而寬度略窄於「援」，「援」與「內」交接處鑽有一孔，為雙面打孔，孔內有台階痕、隱約可見粗細不一的旋紋。本玉戈極薄，說明製作工藝高超。本作品器表有部分白化(俗稱雞骨白)，此乃古玉埋葬在地下的時間久遠，墓葬的地溫較高，濕度較大，受地裡環境各種因素影響，玉的礦物結晶組織變得疏鬆，晶體變形及方向改變，造成晶體間出現空隙使光線亂射、散射，降低透明度而形成白化。1白化古玉少見，故身價十分昂貴。2本作品其他高古跡象尚有玉理擴張紋(玉的礦物結晶體所形成的紋路，因久埋地下及其環境因素而變形擴張)，器表附著土鏽(乾硬的土狀物質，由晶粒狀鈣、碳酸鹽、矽酸鹽等之類的無機鹽結成)，土鏽被祛除後所留下的滯斑，及刃部有內外油光一致的極輕微老殘。另外本作品有非常珍貴極為罕見的「絲綢沁紋」，為絲綢紋理沁在在玉器上所形成的紋飾。(圖1) 其機理及判斷依據，後文詳述。絲綢沁紋局部放大100倍顯微照，如圖2所示。 以上這些特徵，均顯示本作品為高古玉器。本作品經材料分析、光譜儀器及顯微檢測後，鑑定為商至西周古玉器。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(4000至4200年前)出土的蠶絲織品絹片，(圖3)及現藏湖南博物院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絲織品-褐色菱紋綺絲綿袍殘片，(圖4)其紋理和本作品的「絲綢沁紋」雷同，可資參考。 台北故宮博物院及山西博物院典藏的西周玉戈，(圖5及圖6)其形制及白化跡象和本作品近似。整體觀察十五冊《中國出土玉器全集》商代玉戈，一般而言器型較長，略顯霸氣，30公分以上者多見，「援」部彎曲略有弧度，中間有脊線，「內」部偶有平行陰刻細線和凸齒裝飾；而西周玉戈器型相較商代為短且端莊，20公分以上者少見，「援」部平直，中間多無脊線，「內」部為簡單的長方形，多無裝飾。因此本作品可判斷為西周時期玉戈。 「絲綢沁紋」判斷依據及形成機理 本件西周玉戈所形成的沁紋如圖1所示，其沁源是絲、麻、棉織物或其他物質，可從形態學分析，即從一般及電子顯微照片沁紋的紋理形態，判斷是屬於何種物質。圖1從左上往右下略呈平行斜紋排列的白色帶狀沁紋，是由分布規律的白色短條斑點、雲狀斑點，及散布其間無數的小斑點共同構成。由於這些斑點分布規律，可知此一白色帶狀沁紋並非礦斑或裂隙滲蝕自然形成，而是由某種織物在玉戈上留下的紋理。圖1之白色斑點是一般正常倍數相機所攝，目視感覺這些斑點不小。但我們任取一斑點，放大100倍電子顯微觀察，可見此一斑點是由非常多的白色雲狀或顆粒狀小斑點所構成，(圖2)這些斑點在正常倍數下，我們目視是無法觀察到的。其他斑點放大均有此一現象。從實物觀察，織物的經緯編織密集，其間的間隙小，經緯線相對於經緯間隙為粗。因此圖2顯微照中將這些白色斑點連線，隱然成為一條一條的經線及緯線；而在白色斑點間的每一褐色斑塊，就是經緯線間的間隙。從形態學來看，麻織物的纖維較粗，織紋通常較為粗疏，沁出的紋理應呈現較為清晰、規則的網格狀或井字狀。絲綢的纖維極細，其經緯線非常密集，沁出的紋理呈現緊密、細膩且看似無規律形狀的雲狀或顆粒狀密集點，難以分辨出銳利的經緯線，但整體密集排布構成似圖1的「帶狀紋理」。本作品的照片所呈現的即屬此類，為絲綢不為麻織物所形成的沁紋。至於棉織物在中國的早期痕跡大約始於漢代，西周尚未出現，其纖維及經緯間隙也較絲綢粗及大   本作品絲綢沁紋形成的主要機理是：(1)絲綢在埋葬地下的環境中，濕度、溫度、氧氣、微生物、金屬離子、土壤酸鹼度、壓力等，會使其纖維分解釋放出有機酸與氨基酸等物質；(2)玉戈緊貼絲綢，絲綢纖維是凸起及具有厚度，與玉器表面直接接觸，對玉質的影響更強烈、更連續，其所產生的酸性物質能夠選擇性破壞玉的矽酸鹽晶格，使玉的礦物結晶組織變得疏鬆，如同雪的結構鬆散，造成光線漫射而呈不透明，產生光學上的白色，即雲狀或顆粒狀白色斑點；(3)經緯間隙暴露於地下墓葬環境中，受地下環境各種因素侵蝕，使部分玉質蛻變產生空隙，顯色雜質如鐵離子等，得以隨地下的水分滲入玉質內裡，形成褐色或深色斑塊；另一可能原因為經緯間隙和周圍白色斑點的視覺對比，造成視覺上的深色；這些經緯間隙因缺乏絲綢纖維所分解的酸性物質的直接侵蝕，缺乏強烈催化作用，侵蝕程度較低故並未造成白化。   玉戈與玉圭的形制關係與身分地位象徵 西周最高等級墓葬(諸侯和周王朝大夫)中出土的形制較大的玉戈，指的就是玉圭。3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指出：「根據戈、圭在器物形制、製作工序和出土位置上的相似性，可以判定兩者其實是同一類器物，所謂的圭不過是省略了內部(戈的後半部)的戈而已。戈與圭異名同實，只是因為其使用場合不同而名稱有別。」4同時指出：「西周時期的大型玉戈、玉圭不僅在器形上極為相似，它們的功能也是一致的。這種器形大，製作規整，多出土於墓主胸部的大玉戈事實上也是西周時期的一種瑞圭，同樣可以用作墓主身分地位的象徵。」5孫慶偉研究了周代3828座墓葬後(其中西周墓849座，東周墓2979座)，得出以下結論：「終周之世，圭是最主要的瑞玉，西周時期多作戈形，春秋以後內部消失而作圭形。」6本件作品—西周絲綢沁紋玉戈，即屬此類玉戈，是一種瑞圭。   玉戈尺寸規律與墓葬等級關聯 考古學者將周代墓葬分為諸侯(含周王朝大夫)、諸侯國大夫、士及庶民，一至四等級，經考古出土資料分析，周代玉戈(圭)尺寸的大小，似乎取決於玉料的大小及製作者的喜好，而非遵循某種定制。7綜合西周墓地出土的玉戈(圭)資料，大體上可分為長度超過20公分的大玉戈(圭)及10公分左右的小玉戈(圭)二類，前者屬於象徵墓主身分地位的瑞圭，主要見於諸侯大墓，製作精緻，基本上一墓一件，放置於墓主人的胸部或棺槨的蓋板上，後者多見於士及庶民低等級墓葬，常用作串飾中的構件或單獨的飾件，不為禮儀用器。8本件西周玉戈作品，器長18公分，製作精緻，有明顯的絲綢沁紋，應不是放置在棺槨的蓋板上，而是墓主生前重要之物，置於墓主身上(胸部)，為身上的絲綢沁在玉戈上所形成。本玉戈長度遠超過10公分，根據前述出土的西周玉戈資料，合理推斷不為飾件，應屬第一類的大玉戈，為出自諸侯大墓的瑞圭。   玉戈作為瑞圭的禮制地位 上文已經指出，周代的戈與圭是同一器物，只是因為使用的場合不同名稱有別。在周代，這種例子見於日常用器被用於禮儀和宗教場合時，另賦予新的名稱。例如《禮記．曲禮下》：「凡祭宗廟之禮，牛曰一元大武，豕曰剛鬣，豚曰腯肥……玉曰嘉玉，幣曰量幣。」因此學者推斷，當一件形狀為戈作為身分地位象徵的瑞玉完成後，此瑞玉為區別於日常戈(銅戈)之兵器用途以示珍重，故被賦予新名而稱〝圭〞。9前台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鄧淑蘋教授亦為文指出「周王朝時玉戈（尖首圭）取代平首圭，成為主要的禮制用玉圭……玉戈用作身分象徵，所以中脊與刃線、戈身與戈柄的分野逐漸消失，發展成上端帶三角尖的長方版，也就是禮制上的“玉圭”。所以在周代禮制上，玉戈就是玉圭。」10彼進一步綜合分析各考古資料指出，周代祭祀神祖必須「植璧秉圭」(祖先祭壇上豎植玉璧，手中秉拿玉圭)，璧是神祖之靈依附的「祭器」，圭是表彰主祭者身分的「瑞器」，成組圭璧常見於西周中、晚期墓葬中，例如西周晚期出土，放置於晉獻侯胸部之成組圭璧(圖7)，玉戈的尖端朝著墓主的下頦，應是墓主生前典禮中秉圭模樣，而「圭璧組配」一直流傳後代，成為三千年正宗玉禮。11玉圭與玉璧在周代是地位尊崇者才能擁有的禮儀用器，更是最核心的玉禮器。12而圭更是重中之重，是周文化圈最重要的表彰身分的瑞玉。13本作品絲綢沁紋玉戈，從上文所述其特徵，及考證西周出土資料和參考學者專家的見解，應可確定為瑞圭。由於是放置於墓主胸部的貼身瑞圭，根據西周諸多墓地的考古資料，一墓僅有一件，故不排除本玉戈為最能代表此位諸侯身分的唯一瑞圭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  「賜圭、獻圭、還圭」中的王權象徵與政治意涵 玉圭(玉戈)是身分尊卑的表徵，是「禮」在器物上的一種體現。周天子在策命諸侯時，賜圭是其中必要的儀式；諸侯即位，天子賜予玉圭(玉戈)，又稱命圭，是瑞玉為受封者的符信，上朝覲見天子時拿著它，在居處則小心守護它。14諸侯定期或不定期覲見天子時，命圭又必需呈獻給天子，如《儀禮．覲禮》記載：「侯氏入門右，坐奠圭，再拜稽首。擯者謁。侯氏坐取圭，升致命。王受之玉。」大意為：「諸侯從宗廟大門右邊進入，跪坐放置好玉圭（命圭），行稽首禮，引禮官稟告天子，諸侯跪坐執取玉圭，登堂向天子報告覲見目的，天子接受諸侯獻上的玉圭。」覲禮行畢，返回封國前天子再歸還命圭於諸侯。此一「賜圭、獻圭、還圭」之禮儀，有其意涵，筆者推論此一禮儀所傳達的意義為：(1)諸侯的權位是天子所命，天子必要時可以收回；(2)諸侯主動敬獻命圭，象徵臣服；(3)天子還命圭於諸侯，表示嘉許諸侯，再次認可其權位；(4)天子接受命圭又歸還，此一儀式象徵天子之至高權力，提醒諸侯要忠於天子，勇於任事，否則爵位及封國不保(若收圭不還，等同廢黜諸侯)；(5)加深在場諸侯、百官印象，諸侯的統治權源自天子授予（體現在授予諸侯命圭），天子隨時有權收回或確認這種授權，使「政治權力視覺化、具體化」。   絲綢發展與古人之生死觀 中國早在五千多年前已利用蠶吐出的蠶絲作為原料，織造絲綢織物。近代中國考古出土的實物，證明了此一觀點。例如，山西夏縣仰韶文化遺址(約公元前3500年)出土了半顆蠶繭，現珍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；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(4000至4200年前)出土了蠶絲織品絹片；河南滎陽市新石器時代遺址(5500年前)出土了絲麻織物殘片。15蠶的一生經過卵、幼蟲四次蛻變、繭、蛹、化蛾飛翔的變化，使古人將其連結到人的生、死、靈魂及永生，並聯想到人死了穿上貴重珍稀的絲綢，就如同繭(蠶絲)包裹死去蠶蛹的神奇衣裳，有還魂回生的神力，作為靈魂飛升的導引，讓亡者可以登抵上界。16所以早期絲綢的主要用途是事鬼神而用之，作為屍服(人死後穿的衣服)、祭服及祭品。17屍服並無兇意，反而有吉意，它是讓靈魂升天的必需工具。18絲織品本身就是高貴與身分的標誌，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，絲綢漸豐，特別高級的絲綢則作為互相餽贈的禮品，貴族不僅死後穿，生前也穿，而麻織品，則是普通人的服飾。19本件玉戈作品為西周大玉戈，出自諸侯大墓，在當時絲綢珍稀貴重，只有貴族方能擁有，從社會等級制度觀察，亦可證明本件玉戈上之紡織品紋，不為普通人的麻織品所沁，而是諸侯死後身上的絲綢織品，沁在玉戈上造成。本作品見證了古人靈魂(精神)不死的生死觀，也為先民不憚其煩，織造出如此繁複精密的絲綢作見證。   結語：禮制、工藝與絲綢文化的珍貴歷史見證 綜上所述，本件作品，製作精緻，工藝高超，造型規整，有古玉少見之白化及罕見珍稀之絲綢沁紋，高古跡象明顯，屬於西周諸侯等級玉戈，亦為最能代表該諸侯身分的瑞圭。其絲綢沁所形成的「絲綢紋」，見證了西周古人死後永生的哲學觀，並留下先民繅絲織綢的歷史證據，彌足珍貴，同時也是非常珍貴的研究標本，為研究西周時期的紡織技術和喪葬習俗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。   注釋 1 錢憲和，〈古玉之玉質、次生變化及工藝製作技術〉，《國父紀念館館刊》，2001年第7期，頁152。 2 劉如水，《中國古玉鑑別總論》，台北：商周出版，2004，頁32。 3 孫慶偉，《禮以玉成—早期玉器與用玉制度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2，頁56。作者為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、北京大學副校長，西北大學校長。 4 孫慶偉，《周代用玉制度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，頁197。 5 同注釋3，頁302-303。 6 同注釋4，頁5及220。 7 同注釋4，頁5及211。 8 同注釋3，頁57及325；同注釋4，頁210及220。 9同注釋4。 10鄧淑蘋，〈考古所見《周禮‧六器》的形成〉，徐州博物館編，《漢代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（2018中國·徐州）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19年10月，頁3-24。 11鄧淑蘋，〈玉禮所見之三代與三族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015年第388期，頁90-91。 12同注釋3，頁13及197。 13同注釋11，頁91。 14 同注釋4，頁195。 15 趙豐，《錦程：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(修訂本)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21，頁11-13。作者為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，東華大學（原中國紡織大學）教授，浙江理工大學（原浙江絲綢工學院）教授。中國大陸2016年從全國海量出版物中，精心挑選出35本“中國好書”，包含了人文社科類8本，本書為其中之一。 16 同注釋15，鄭培凱序(頁2)，頁17及21。鄭培凱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創辦主任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，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、耶魯大學、佩斯大學、臺灣大學、清華大學，2016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。 17同注釋15，頁21-23。 18同注釋15，頁21。 19同注釋15，頁24。 圖片來源 圖1：〈西周 玉戈絲綢沁紋局部放大〉，楊承亮提供。圖2：〈西周 玉戈絲綢沁紋局部放大100倍顯微照〉，楊承亮提供。圖3：〈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出土的蠶絲織品絹片〉，同注釋14，頁12。圖4：〈馬王堆漢墓出土絲織品-褐色菱紋綺絲綿袍殘片〉，現藏於湖南博物院，央視網(來源為2022年10月27日新華網)，網址：https://big5.cctv.com/gate/big5/news.cctv.com/2022/10/27/ARTI4fPoZYPYtlxTQrWA4Cwz221027.shtml。圖5：〈西周 玉戈〉，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，網址：https://digitalarchive.npm.gov.tw/Antique/Content?uid=439&Dept=U。圖6：〈西周 玉戈〉，古方主編，《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5，頁160，現藏於山西博物院。圖7：〈西周晚期 晉獻侯胸前成組圭璧〉，同注釋11，頁92。